髙考移民,高考移民利益

1.洛阳高考移民：从潜规则到反规则

海南法院判处海南保亭县2007年25名“高考移民”案件中5名职务犯罪涉案人员徒刑，在海南首次通过刑事处罚惩治“高考移民”中的职务犯罪。

“高考移民”破坏了教育公平。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别政策本意是照顾边远落后地区人才培养的优惠照顾措施，是一项德政善举，借此实现教育公平、机会均等，解决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高考移民”通过不正当手段使得外地考生实现“移民”，挤占了当地的招生指标，对于本地和外地考生制造了新的不公平，使得政府的德政善举大大打了折扣。

“高考移民”背后一般都隐藏着严重的腐败。办理有关证件、证明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是不了解国家有关规定，而是明知故犯，其动机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保亭县公安局南茂派出所副所长徐涧楠在此案中收受25000元，保亭县教育局办事员李沿也收受71000元。由于打击不力，违法收益很高，使得一些人敢于铤而走险，心存侥幸。

“高考移民”涉及教育、公安、卫生等多个部门。治理“高考移民”需要多部门协调，司法部门强力介入，否则整治难以收到实效。只有通过刑事处罚，才能打击犯罪，平息考生和家长的怨气，回归社会的公平正义，并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

对“高考移民”案件，不仅要追究直接涉案人员的责任，对于有关领导也要追究玩忽职守的犯罪行为，不能轻描淡写，让他们蒙混过关。检察机关已经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保亭县教育局副局长兼招生办主任周某，就是给那些不负责任或者稀里糊涂的有关领导敲响了警钟。谁拿国家的政策、群众的利益不当回事，法律就会对他不客气，他就得付出身败名裂的代价。

“高考移民”5名职务犯罪涉案人员被判刑，让考生和家长看到了解决“高考移民”的一些希望。

洛阳高考移民：从潜规则到反规则

高考移民界定方法：

1.是否有正当的转学手续

2.是否有当地户口

3.是否符合“随迁子女”的条件

通过高中转学或以高考为目的弄虚作假迁入某省落户；非正常迁移学籍、空挂学籍、伪造学籍、出具虚假就读证明等；学生出现“在册不在校”、“在校不在籍”等情况。

例如：北、上、广、深、津等经济水平高，高考题目相对于西南、西北等不怎么发达的省份简单一些，高考录取分数又低，就让一部分考生动起了“歪脑筋”。先在北、上、广、深、津接受教育，然后高考前去西南、西北等不怎么发达的省份参加高考，因为之前一直在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在高考时轻松考出高分，顺利进入名校。

对于洛阳的一些高考生来说，“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远没有去重庆上高中重要。

　《中国青年报》以“洛阳：高考移民成公开产业”为题报道，《洛阳晚报》上不时出现一些小广告，为外地的私立中学招揽生源，口号是：“到重庆上高中，考大学更轻松”，“选新疆高中，考大学”等。国家规定，在某地参加高考的必要条件是当地户籍和学籍须满3年，但记者暗访发现，打广告的这些学校，个个“灵活”得很，它们有办法迁移户口，甚至能买到户口，“这边户口和学籍都不动，那边办新的”。

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一位工作人员说：“（每年都）有一部分孩子，人家在外地高考——你知道，"高考移民"，哪个学校没有？”

　以“你知道”开头的一种世事洞察的语气，指出的是一种让人痛心的丑闻泛滥。而正如你也知道的，每年一度的高考，已成为媒体恒定的新闻富矿。今年以来，已有“跨国高考移民”案、吉林松原高考舞弊案、重庆31名考生违规更改民族成分事件等。但这些仍只是“突发新闻”。当成为公开产业的“洛阳高考移民”惊艳亮相，你同样知道了，作为一种常态丑闻，它其实早已有之。虽然你不能确定，它开始于何时，却让你明白地知道，有一种作假与舞弊，像一种不祥的命运，一直与高考招生如影随形。

　在洛阳成为“公开产业”的高考移民，对应着重庆失序的高招监管。若说此前曝出的重庆31名考生民族成分作假事件，一度让人惊叹作假的规模之大，作假丑闻在高考所罕见，那么此次高考移民事件，则让人感慨在作假这样一条耻辱的利益链条上，多个部门“配合”之密切。

　据报道，对正在洛阳热火朝天招生的重庆赛德、纯阳等学校，早在2007年，曾因违规办学和违规招生受到查处，但“两校依然我行我素”，以致在被查处的当年“又有421名学生在渝参加了高考”。所以如此，因为“它们的做法，曾经得到重庆市万州区教育、公安、工商等多个部门的"配合"”。在今年洛阳招生中，赛德一位牛姓老师向记者展示了几十名河南学生的重庆身份证和户口页。上面显示，很多学生在相同的时间，都以“上学”为名，由重庆市某派出所的同一个民警经手办理了户口迁移。牛老师自豪地强调，“每年给派出所分二三十万元的管理费”。

　真的很遗憾，我们又发现了在考生民族成分作假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公安部门。因为“你知道”，更改民族成分必然要通过公安户籍管理部门，至于转户籍或伪造户籍，没有户籍管理部门的“配合”自然难以实现。至于教育、工商等多部门的“协同作战”，当然也不可或缺。因此不论是民族成分作假，还是高考移民，都表明在貌似严密的制度防控中，总有“百密一疏”之处，于是也就总有一个制度后门为钱权者所用。因此，面对高考舞弊，永远别说黔驴技穷，世事总是黯然地提示我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高考制度被视为维系起码公平的脆弱年代，愈多的高考舞弊是高考公平不能承受之重。当我们得以进一步翻检相关舞弊案的生发机理，所能看到的，是权钱取代了既有的制度及公平规则，使原来以为不足为外人道的、潜伏的钱权规则，一跃成为了显规则，或“反规则”。所谓反规则，是中央党校专家新近的创造。相对以往所说的潜规则，反规则是公然藐视和摒弃一切规则，表现为一种不顾一切的、赤**的功利行为。

　这正是一系列高考丑闻的特征。重庆31名高考生违规更改民族成分事件，对应着31个在当地“有权有势”的家庭；前不久媒体热炒的享受浙江高考航海模型加分的学子，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在这些事件中，权力就意味着加分，意味着这些高考生可以凭空比别的孩子“多收三五斗”。至于“洛阳高考移民”事件，包括此前的“跨国高考移民”事件，则无异是金钱与权力媾和的丑陋展演。在这里，金钱可以搞定一切：公平是可以被改写的，规则是可以被重设的，权力都是可以被买通的。“高考移民”成为权钱阶层的特权，也就不足为怪了。

　越多的高考舞弊，意味着在教育资源的消费上，一个规模化、公然的权钱垄断阶层正在形成。这样一种反规则的权钱规则，正是今天所有高考生不得不面对的不祥的命运，亦正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教育与未来所不得不面对的不祥的命运。

　那个叫权力的孩子，“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但你出走得太远，还能听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