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高考数学1,关于2017高考数学

试题与去年相比试卷命朴实，平易近人，试卷贴近考生，符合师生期望，整体中较为常规。

试题中不少题目让师生一见如故，平和亲切，重视考查学生的基本数学素养，全盘兼顾知识点、思想方法与能力的考查，关注数学的应用意识与创新意识，除了具有良好的选拔功能，对中学数学教学也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注重基础，重视数学素养，加强数学应用与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注重基础2017年全国高考文科数学Ⅰ卷对基础知识与基础技能的重全面，又突出重点，贴切教学实际，试卷中的每种题型均设置了数量较多的基础题，许多试题都是单一知识点或是最基础的知识交汇点上设置，如1、2、3、6、7、10、11、13、14、15占选择填空题的比例较高达到63﹪.

数学素养方面：

试卷的第12题以解析几何中的椭圆为背景考察了对椭圆的焦点在x,y坐标轴上进行的分类讨论思想，第21题的导数题求导后对a的正负进行的分类讨论思想。第2题以我国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为原型，设计几何概型以及几何概率计算问题，贴近考生生活，通过本题的求解，使考生感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激励他们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试卷重视数学知识的应用：

背景来自于学生所能理解的生活现实与社会现实，如19题以生产零件为命题背景，将数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考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以及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价值与人文特色，其中知识难度并不复杂，主要在计算能力上的要求较高。对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数据处理计算能力，理性思维进行了全方面的考查。

综合性与创新性：

为了提高区分度，试卷在注重基础的同时，也充分考查学生的创新意识，试题稳中有变，如第12题，解析几何知识为依托，结合三角函数考查学生对知识点的细节分析能力，给中等学生提供了展示舞台。再如第16题，对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计算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对于基础比较好的同学有一定的优势。具有较好的区分度，体现了高考的选拔性。再如第21题，第一问主要考察学生的分类讨论思想，属于学生熟悉的题型，但是对导函数进行因式分解具有一定的难度，第二问比较容易入手，由第1问的讨论学生需要讨论求最小值，难点在于求解不等式，需要学生有较高综合分析能力以及一定的计算能力的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综合性与创新性的特点.当然本题也给优秀学生提供了发挥的平台。

从今年的试卷总体情况来看，新课标卷贴近中学教学实际，注重思想与方法的考察，体现了数学的基础性，应用性和工具性的学科特色，善于应用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试卷的主体结构，命题更加科学。

在即将公布的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中，数学文化是一个单独的板块，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许多老师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初年的数学曾经存在着脱离社会文化的孤立主义倾向，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数学的过度形式化，使人错误地感到数学只是少数天才脑子里想象出来的“自由创造物”，数学的发展无须社会的推动，其真理性无须实践的检验，当然，数学的进步也无须人类文化的哺育。于是，西方的数学界有“经验主义的复兴”。怀特（White）的数学文化论力图把数学回归到文化层面。克莱因（Kline）的《古今数学思想》、《西方文化中的数学》、《数学：确定性的丧失》相继问世，力图营造数学文化的人文色彩。

国内最早注意数学文化的学者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孙小礼，她和邓东皋等合编的《数学与文化》，汇集了一些数学名家的有关论述，也记录了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角度对数学文化的思考。稍后出版的有齐民友的《数学与文化》，主要从非欧几何产生的历史阐述数学的文化价值，特别指出了数学思维的文化意义。郑毓信等出版的专著《数学文化学》，特点是用社会建构主义的哲学观，强调“数学共同体”产生的文化效应。

以上的著作以及许多的论文，都力图把数学从单纯的逻辑演绎推理的圈子中解放出来，重点是分析数学文明史，充分揭示数学的文化内涵，肯定数学作为文化存在的价值。

进入21世纪之后，数学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数学文化走进中小学课堂，渗入实际数学教学，努力使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中真正受到文化感染，产生文化共鸣，体会数学的文化品位，体察社会文化和数学文化之间的互动。

那么，如何在中小学数学教学中进行数学文化教育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实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也就一定有属于这个文化的数学。古希腊的数学和中国传统数学都有辉煌的成就、优秀的传统。但是，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不同政治文明孕育了不同的数学。

古希腊是奴隶制国家。当时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广大奴隶不能享受这种民主）。男性奴隶主的全体大会选举执政官，对一些战争、财政大事实行民主表决。这种政治文明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奴隶主之间讲民主，往往需要用理由说服对方，使学术上的辩论风气浓厚。为了证明自己坚持的是真理，也就需要证明。先设一些人人皆同意的“公理”，规定一些名词的意义，然后把要陈述的命题，称为公理的逻辑推论。欧氏的《几何原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但是没有实行古希腊统治者之间的民主政治，而是实行君王统治制度。春秋战国时期，也是知识分子自由表达见解的黄金年代。当时的思想家和数学家，主要目标是帮助君王统治臣民、管理国家。因此，中国的古代数学，多半以“管理数学”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为了丈量田亩、兴修水利、分配劳力、计算税收、运输粮食等国家管理的实用目标。理性探讨在这里退居其次。因此，从文化意义上看，中国数学可以说是“管理数学”和“木匠数学”，存在的形式则是官方的文书。

古希腊的文化时尚，是追求精神上享受，以获得对大自然的理解为最高目标。因此，“对顶角相等”这样的命题，在《几何原本》里列入命题15，借助公理3（等量减等量，其差相等）给予证明。在中国的数学文化里，不可能给这样的直观命题留下位置。

同样，中国数学强调实用的管理数学，却在算法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负数的运用、解方程的开根法，以及杨辉（贾宪）三角、祖冲之的圆周率计算、天元术那样的精致计算课题，也只能在中国诞生，而为古希腊文明所轻视。

我们应当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数学中的实用与算法的传统，同时又必须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数学文化创造，包括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作为地球村的村民，一定要溶入世界数学文化，将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地结合起来。